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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继旋:在某民办高校海外融资工作会议上的谈话 在座的各位都是中国民办教育界的精英。今天能够来此洽谈合作，我对各位含有深深的敬佩。中国有志于民办教育事业的一批同仁当中有我很多的朋友，我理解大家是在夹缝中生长，在含辛茹苦地顽强奋斗。我本人有志于对国内教育事业有所贡献也有七八年了，但走的是引进西方优质教育管理体制的路子。这条路并不比诸位的容易。因为近年来在引进发达国家教育管理体制、与海外资本市场对接这一点上已经有好多同仁在努力，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单成功的。现在我以一个海外华人"旁观者清"的心态与视野，从近年来从事引进先进教育管理体制、引进外资办学的切身体验出发，对民办教育的发展走向及我们此次合作如何才能成功提出自己的观点，期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民办教育与海外资本市场的对接合作，在现有政策条件下有相当的难度，但不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要找出清楚的、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营利模式及建立相应的运作机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找出民办学校内部的核心竞争力和外部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还需要对教育市场的大趋势和现有的"非民办"教育----官办教育的现状及其失败之处作一些分析。为什么只说失败之处？因为那种"成绩是最大最大，疏失在所难免"之类的永远正确的废话不仅绝对不能让一个民族进步，也对我们将要做的努力无益。我们需要分析原有的官办教育的弊病所在，才能为民办教育的发展方向找到准确的定位和清晰的思路。此外，为了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将把美国最大规模的民办教育机构，也是同资本市场对接最为成功的案例----阿波罗教育集团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同时为了拓展思路、建立民办院校今后的特色强项，我还将介绍一下我们稳泰公司围绕着"新中国人素质"这一核心观念所开发的和正在计划进行中的一套通用的、实用的素质教育课程供大家参考。在上述各项探讨的基础上，我希望能够形成我们的战略思路，并落实到让这个海外融资项目能够顺利进展的具体合作工作计划上来。 所以,我今天要与大家沟通的内容有八个方面：(1)资本市场对被投资方的要求不光是要有"合理回报"，而是还要有关于这一回报如何产生、是否稳定、前景如何的实实在在的理性分析，即清晰的营利模式，教育行业也不例外；(2)教育市场中三大传统功能"三分天下"的大趋势背景，以及在就业功能方面的教育机构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必要性；(3)"穷国办大教育"的巨大市场需求呼唤现行教育制度与运作体制的改革创新；(4)中国55年以来官办教育体制的失败之处是成果平、成本高、效率低、质量差；(5)民办教育在发展模式上、运行机制上、质量标准上要以官办教育的失误为前车之鉴，千万不能盲目攀比，而要另辟蹊径、体制创新；(6)简单介绍美国阿波罗集团企业化办学的成功经验；(7)简单介绍稳泰公司"新中国人"素质培训系列课程以及可能对民办院校的贡献；(8)最后请大家考虑如何利用阿波罗管理经验和稳泰的素质培训内容，结合民办院校的特点和资本市场的要求，找出让学校、投资方和学生三方均赢的合作模式。 (1)资本呼唤教育营利模式
资本市场上资金的性质，与我们过去习惯的国家拨款、银行贷款、富商捐款、民间集资甚至向家长收取"教育储备金"等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对任何形式的投资，接受方的头脑都应当清楚--不是白拿钱。但国内在这方面却做得差强人意。很长时间没有搞清楚资金使用方与资金供应方的关系这一问题。大家回顾一下计划经济时代的投资模式：国家的拨款是白拿白要的钱。谁有办法谁就可以无偿地拿到。经济学中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软预算现象。即预算可以不断追加，却没有人考虑追加的成本和资金本身的成本。对于银行贷款，我有一句不太客气的形容是"和平的抢银行"。因为多数人拿到钱之后几乎从未想到要还。这就是国家银行巨大坏帐的主要原因----坏账的本质是什么？抢掉了，偷掉了，贪掉了，"学费"掉了。改革早期的招商引资，同样由于资金运作不规范而严重挫伤了外商投资的热情，形成97年的外资退潮。 真正基于市场的资金运作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精确到每一分钱怎么去用。当我们把教育当作一个要吸纳外部资本的大事业来考虑时，一开始认清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泡沫现象的发生。使这一事业可以长期健康地发展下去。 校方与合资方的合作是要寻求双赢，但双赢是要具体化的。也就是说，当校方对自己想要什么考虑的很多的同时，也必须对投资方需要什么进行充分的了解。股权投资完全不同于国家拨款或银行贷款。股权投资就象是投资方在买东西，而且我买你是为了到资本市场上去卖你。而怎样才能卖得出去，我们校方的同仁们是不是很清楚？我在这里代表资方强调，投资方在这样的合作中所真正需要的既不是我拥有了一个如何一流的学校的名声，也不是要博得一个慈善的名声或是报效家乡的心理满足，而是要一个实实在在的营利模式。不言而喻，这将是一个用企业化方式来办学，并且明确地能看到"合理回报"的有前途的模式。所以在现有的基础条件和市场条件下，找到这样的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营利模式就是我们本阶段的合作重点。 成熟的投资方在把风险资本或是股权资本投进任何一个项目之前，一般要对项目的八个方面进行评估：一、是否存在大量潜在用户，市场规模大;二、是否用户需求单一化。这是规模经济的要素;三、是否存在合格用户。不仅是知道，愿意，而且是真正能够使用产品的用户。四、是否存在有力的供货销售渠道。也就是俗话说的手中有货，并且会卖;五、是否存在机构性的人为障碍;六、是否使用后确有持续效果，用户口碑很好，口传率很高;七、是否具最优的价格成本比;八、是否属于静悄悄的阳光利润。以前国内部分项目的评估做不到这样严格的程序化。用这个框架来看中国教育市场和民办院校的情况，我们发现前三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第四点是市场营销的水平，很多民办院校已经在努力了。第五点是需要政府与立法部门去反思的。第六点是质量水准，第七点是运作管理水平、成本控制，第八点就是我们要找出来的清楚透明的营利模式。这些就是海外资本要能够与民办教育成功对接的前提。 那么怎样才能找准这个"营利模式呢"？我们先从整个教育市场的大趋势走向上来分析， 从21世纪教育领域、教育市场的总体大趋势中，以及中国的现有国情状况中来把握和准确的找出民办教育真正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2)教育三大功能"三分天下"
我认为21世纪教育市场外环境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就是教育的"继往承上"、"开来启下"与"就业准备"三个大功能的结构性分化。第一大功能是"继往承上"，这就是说一个合格的公民要在教育系统提供的培养过程中了解到前人在文化上，在知识上的一切成果，也就是把过去的知识传授给公民，将前人的优秀遗产继承下来，使学生在走上社会之前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知书达理"的人。第二个功能是"开来启下"，使受教育者可以有能力进行知识的开发、知识的更新等创造性的工作，要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学会学习，要学会处理老师没有传授的那部分知识、解决新遇到的问题的能力。第三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功能是"就业准备"功能，即教育的责任义务，是将年轻公民送到社会上去，可以使他在复杂的巨大的经济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能够自食其力。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这三大功能往往是笼统的，从小学到大学一古脑完成的。 如果学校外部的就业市场四平八稳，几十年没有什么大变化，这三项功能的区分就不会显得很有必要。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恰恰相反: 就业市场的巨大变化以及知识的快速更新，使得传统教育体制远远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知识失业的概念首先出现在美国，是一种教育与现实经济脱节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在所有国家。教育本来应该跟着现实经济的需求走，甚至还应该超前发展，但我们的现实却是教育体制中为学生提供的知识技能内容与市场需求严重地脱节。例如，最近人民日报报道，根据教育部、信息产业部等共同发布的人才需求报告测算，全国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的需求每年将增加百万人左右，而中国大专院校每年却只有约4万名专业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大学生。有一份报告指出，大陆高校的毕业生分到单位，三年之内不能正常工作，基本适应不了企业的需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症状是相同的，即毕业生到了工作岗位上以后，严重地不适应企业的需求。 在美国，一个主要原因是课程的设置与企业的实际需要相脱离。这种互相脱离的现象，年复一年的累积了下来。而传统的大学院校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改善。 大家可能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化的国家里，教育应该是紧跟市场的变化节奏，可偏偏就是跟不上，调节不了。我前几年也在美国从事教学工作，对这个问题的起因有一定的认识。美国有一个教授终身制。初衷是保护教师的言论自由。一旦你享有终身制，即使你的教学方法，观点与校方不一致，也不允许校方解雇你。对于一个博士毕业生来说，从得到助理教授职务到拿到终身制大概是六年时间。在这六年时间里，首先你必须发表大量的论文，其次是教学质量，学生的评定达到优秀。这种繁重的做论文及教学工作任务，使得年轻的教授没有时间去创新，改革传统的教学计划及内容。如果有某个人标新立异修改了教案，一旦学生不满意，将会影响对他的考核。 所以每个人都尽可能地沿用上个老师传下来的教学大纲。六年过后一旦通过了，又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拿到终身制的教授会发现在过去的六年中，他的收入远远低于同班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学。面对这一现象，95%的人会去从事第二职业。 这就是美国的"教授终身制"的副作用: 从总体看，产生的效果是学生学到的知识大致已是十几年前的知识了。这就是老师明明知道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新的知识，由于终身制体制的特殊性，无法产生跟踪市场的动机。 在这样一个机制下，传统的大学院校内部就不会形成面对市场变化从事教改工作的一批人。 其结果就是毕业生一旦走上社会，企业还要花时间，花金钱对他们进行培训。美国的知识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大学生，硕士生毕业后，不能直接进入相应的企业工作，要经过再培训，由此导致各大企业自己办教育。一些大企业因而拥有自己的培训学校。大家可能知道，微软、麦当劳、摩托罗拉等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大学。企业需用什么样的人才，就开什么课，进行再培训。这对企业来说，成了不小的负担，不得不分出资源搞培训，搞进修。有条件的大企业自己办学校，没有能力办学校的中小企业怎么办？只好求助于社会上的各种培训学校。于是，为企业输送合格人才的各类培训机构应运而生。这是由于市场有着巨大的需求。目前在美国培训的需求每年约为600亿美元，全球每年的需求估计是1100亿美元。 在中国，则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政府行为的计划招生、分配、专业的内容、招生人数指标等，完全不是市场行为。虽然国情不同，出来的学生状况是相似的，即不符合企业的需求。而毕业生的不能直接使用给企业和毕业生双方都造成很大的压力。中国教育体制的就业功能完成得怎么样，我下面还会再谈到。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教育体制的三大功能中，就业的这一功能越来越不符合市场的需求，而且这一问题不是短期内有可能解决的。在1973年，美国圣荷西大学的约翰·斯伯林教授先知先觉地感到美国传统教育体制的这一严重问题，辞职下海创办了以在职教育为主的阿波罗教育集团，由于市场需求大，路子对，所以能够越办越好，上市以后的股价步步走高。后面我要介绍他的成功经验。我本人也是在1995年前后感到旧教育体制的严重问题而辞去了加州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职务。当时我的教职是在4200位申请者中竞选出的22个职位之一，所以我辞职时许多人都认为我有毛病了。但我认为，到具有很大挑战性的新体制创新领域来工作会更有意义。 我认为，传统教育体制中的三大功能正在发生机构性的分离， 虽然所有类型的学校都仍然担负着不同份量的"继往承上"的职责，但"开来启下"越来越多是走向研究型大学中的高学位精英教育机构，而"就业准备"教育与培训则逐渐从传统的教育体制中分离出来，成为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符合企业需求的新型产业，其体制往往是营利性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关于教育该不该产业化，该不该营利的问题，我们就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的出路。那就是把政府对教育的责任、社会科研资源对教育的责任和民间资本对教育的责任一一划清，分清哪一部分可以进行企业化、产业化运作，哪一部分仍由政府和科研资源来承担。那么，就业功能的教育培训这一块，由于其自身要与市场需求紧密挂钩这一先天的特征，只应该用完全的市场机制来发展，无论是大学层次，还是中专，甚至是职业高中，我认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营利式的开发。 所以，大趋势就是三大功能的结构性分离，分离到性质不同、机制不同、资金来源不同的三类教育机构之中。尤其是当高教毛入学率达到了15-17％，高等教育的性质从精英培养转变为大众化普及、为提高全民素质服务、成为国家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教育的就业功能的重要性就进一步突显出来。 (3)穷国办大教育的大市场需求呼唤教育制度创新
我在第一节中强调了与资本市场对接的核心问题是营利模式问题。说到营利模式就不得不涉及到教育能否产业化之争的问题。赞成与反对双方的争论非常激烈，各方的讲法似乎都有道理。虽然这场争论目前已经在官方的一面倒表态下偃旗息鼓，但我认为教育产业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加入WTO驱使中国在生产经营、质量控制等方面与世界惯例进行接轨，也就是大家习惯称之为的世界先进水平，实际就是一些发达国家最基本的标准水平。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加入WTO后，必须要同这种水平对接。这种对接的过程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同时也引发了对公民素质的大幅度提升要求。这个要求顺理成章地引发了大规模的对高质量教育的极大需求，使得原教育体制的产出能力在这个需求面前成了杯水车薪。在具备了有关三大教育功能分化趋势的观点之后，再来看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思路上的突破。传统的教育功能在当今信息经济时代已在发生至少是"开来启下"与"就业准备"两个不同的机构性分工。这一观点有助于冲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不可以营利的完全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保守观点。 目前中国教育投入在全球排名很低，新经济时代对现代教育需求的剧增和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形成日益尖锐的矛盾。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已经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不能再继续沿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体制。穷国办大教育， 几十年以来以国家输血为主，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人才缺口，师资缺口。如果不启动市场经济机制，不调集民间资本，不利用外资，不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试想一下，这个大教育如何能办得起来！又如何能保证高质量！永远靠国家投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只有真正启动企业化、市场化的办学机制，这一块才能搞活。李嘉诚捐出巨资，兴办了汕头大学、长江商学院，也是输血制，只不过输血的主体从国家换成了富商， 但这种输血机制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空间都是有限的。如何在教育系统中形成造血机制，让中国教育事业得以持续快速的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以前曾讲过，在一个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如果掌握着教育大权的官员们仍然在保持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和思路来控制教育，严重一点说，将是一种国家级的自杀行为。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就是八个字: 观念要改，体制要改。 体制转变指的是政府要担负很大的责任，落实到相应的立法上。1999年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吸引社会资金投向民办教育，并将其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 但"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等现行政策关闭了教育与资本市场接轨的闸门，使民营教育企业的裂变式规模成长增加难度；没有规范的教育产权组织制度，无法引导资本走向，难以调动资本积极性，直接和间接筹融资环境尚未形成。如何在国内构建与教育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资本市场环境呢？把资本挡在门外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法律定出来，它是否跟得上时代的需求是立法的人们的责任。法规摆在那里明显与现实需求脱节，你该不该改它？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及需求，应该是人人具有的。如同人要穿衣吃饭一样重要，假如有一条规定，"开饭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会形成一种什么局面，大概年纪大一些的人会对此有些记忆。年轻人可以看看今天北朝鲜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 "不以营利为目的"，需区别对待，目前认为教育不能产业化的人，所关心的实际上是教育""继往承上"、"开来启下"的功能，也就是国家应该担负起责任的那部分，包括义务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等。这涉及到维护平等教育及国家利益。但教育的"就业准备"功能不容被忽视。这一方面没有理由排斥营利性运作。有研究表明，在就职以后再接受教育培训的人群，年龄层为25－50岁，这个阶段的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传统形式。能否根本改变目前国内教育短缺的现状，不可能单方面靠政府的投入，同时也不可能单靠献身精神。传统观念认为教育就是投钱，赔钱，是"输血"。这个观念一定要转变，"输血"要变成"造血"。要形成先进的管理体制。 还有一条值得思考的政策是"外资不得独资在中国办学"。据说这涉及教育主权问题。但目前中国大力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即使有些人因种种原因不能归国，中国也千方百计鼓励他们以各种方式为国出力。那么这些人是谁培训的？这些人难道不是外资独资培养的吗？为什么能用外资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不能让外资进来办同等水平的学校，培养同等水平的人才呢？据悉中国已经成为15个在WTO教育开放承诺上签字的国家之一，但在具体措施上，如何鼓励外资与民办教育对接，如何允许与培植象阿波罗集团那样的跨地区多点连锁店式的教育服务模式在国内生长？ 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即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一国处在新旧制度转轨时期，制度改革带来的效率增长是最高的。而作为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期国家的政府，重要功能就是"制度供给"，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我们急切期待着从政府的改革意识与民办院校的机制创新两者的互动中出现新的开拓。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需要一种从现有的可行模式中学习的精神，需要一种从实践中获取真知的勇气。 (4)官办教育体制:成果平、成本高、效率低、质量差
要有制度创新，要有营利模式，同时我们还要找准自身最适合的市场定位。尽管官方的说法是民办与官办是补充的关系、平等的关系，但是在实践中，到了竞争生源的时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在此对中国官办教育的强势及其失败之处作一个清晰的分析，然后才能看清民办教育有可能超越官办教育部分的潜在优势点。从前面关于教育的三大功能的观点来看中国现存的官办教育，把三大功能实现的效果一一检讨一下。 首先是"继往承上"是不是成功的？虽然我们的毕业生通过死记硬背能够对大量的书本知识记住所谓的正确答案，但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当中的优秀价值，我们的毕业生们掌握的如何？最近，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美国射杀自己的导师、副校长的故事要被拍成电影，提供大家反省; 云南的马家爵事件也是一个著名的典型。我们现有高教系统中出来的学生在做人的诚信、自强、责任心、敬业精神等方面和50年代的毕业生相比，甚至和旧中国教育体制下的毕业生相比，状况究竟如何，请大家自己评估。据媒体报道，东南沿海某省首次公布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本省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03％，虽略高于全国1.98％，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调查发现，在过去的一年中，没有去过自然博物馆的人员比例高达95.60％，去过3次以上人员的比例仅为0.58％。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1／5的人相信求签可预测人生或者生命，1／4的人相信相面，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相信碟仙或笔仙、周公解梦、星座预测。据1995年零点调查公司参与的"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中国国民的价值观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是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和尊重别人；而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对责任感、宽容和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等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只有略多于50%的人认为教育孩子讲究礼貌是重要的；只有30%强的家长重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处于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位置；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10个百分点。 表明文明礼貌的养成在今天中国家庭中处于相当次要的位置，素以重视道德、礼貌、人伦关系著称的中国传统文明，经过长期的流失和演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那么"开来启下"是否成功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创新人才状况和目前我们拥有的世界级科学家的状况。一说到高精尖人才，大家会想到三钱，但是三钱是旧教育体制的产品。我今天要请大家考虑一下三杨，三位姓杨的人才，杨振宁、杨利伟、杨东平，来帮助我们思考。 先说杨振宁和李振道，他们是从旧中国的旧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到1957年他们两位获得诺贝尔奖，只用了12年的时间。而新中国到现在55年了！就算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都是在荒废，那么79年到现在也25年了，往发达国家大批送出留学生也二十几年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决大国，有没有培养出自已国藉的一个达到诺贝尔奖级别的一流人才？而二战的战败国，中国人常常痛恨的"小日本"，人口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却拿了12个诺贝尔奖。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再说杨利伟，去年飞上天以后，国内大大刮起了一阵自豪的旋风。如果只同自已的历史纵向比较，确确实实从嫦娥的时代算起，几千年的飞天梦总算是圆了。但为什么这种"英雄明星" 的躁热到了杨利伟去美国访问时却遭到了冷遇呢？其实只要头脑稍微冷静一点就可以认识到，中国人是终于来到了太空，可是比别人晚了43年，代表十二亿人口的杨利伟在人类太空人的行列里排在第五百多位。别人已经去过月亮、在玩火星了。连二十几个人搞的私人公司也去了太空，驾驶私人"太空船一号"的还是位62岁的南非老人，要是来中国打工开个货运卡车都不合中国政府的规定，不是也去了？所以杨利伟这个名字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自已到底算不算成功，要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横向比较一下，才能有点真知。 第三位杨先生， 是我发现目前对中国教育的弊病研究最多、又敢于在公开论坛上大声疾呼的有识之士，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谈话节目《实话实说》总策划， 教育家杨东平教授。在《未来生存空间：社会空间》第八部分"传统教育的终结" 中，杨东平详细考察了我国教育20世纪的历程，指出中国的大学所出的问题，是非常特殊和严重的。回顾了鲁迅、蔡元培、蒋梦麟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他写道："时至今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还停留在智育至上、考试至上、分数至上、死记硬背、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之中，学生还浸泡在无边无涯的题海之中。我们依然在大量炮制着当代的"囊萤映雪"、"三更灯寒五更鸡"的"高考状元"、"落第秀才"的悲喜故事。"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依然是学校教育的普遍写照。"有一位网友写文章介绍杨东平的观点时，干脆起了这样一个标题："当下教育的实质---杀人" 。这篇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说的当然是教育部的官员们非常不爱听的话。逆耳的可能是良言，苦口的可能是良药。如果我们只看官方的报告、首长的指示，哪一年不是形势大好、成绩巨大？但是不久前，朗咸平教授介绍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尽管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排在世界前列，(我们毕竟是人多呀！1998年以来，我国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位，而同期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分别是中国的58%、57%、28%、19%)，但是，可以再一次令我们教育部的领导们汗颜的是，按每万人产出专利(包括国际专利与国内专利)的件数来作个比较：中国每万人产出专利为10.8件，而日本为1737件，美国为1714.4件，德国为1534件，法国为1504.9件，都超过中国150倍以上；英国为984.8件，韩国为554件，是中国的50倍以上；就拿印度来比，人家为446件，也超过中国40倍。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之冠，但我们的产出、我们的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 这第28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基本没有创造力的国家。我们的教育体制、法规、理念与指导思想，到底有没有问题？杨东平呼吁，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克服自1952年引进的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继续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从而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与世界文明接轨和与现代生活合拍的新教育制度和教育文化。 承上、启下两大功能都完成得不怎么样，那么就业功能又如何呢？是否能算是成功的呢？这一点的评判相对简单一点，只要看毕业生的就业率就行了。社会在转型，经济在增长，企业在扩张，就业市场上总是在要人的，关键是你培养出来的人能不能在现实的经济组织中派上用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李立教授说得非常好："一个社会如果全部由博士组成，这个社会非灭亡不可。社会既要解决卫星上天的问题，也要解决马桶不漏的问题。而解决这两类问题所需要的人才是不一样的，能够解决卫星上天的人才未必能够解决马桶不漏的问题。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证明，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就业人员中高级管理人才、高级研究型人才和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以及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比例应该是金字塔型，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研究人员是少数，实用型的技术人员是多数。"我在前面提到，传统高等教育体制最明显的弊病就是教学内容与就业市场需求的越来越大的脱节，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而近几年在中国，招聘会上企业拒收应届毕业生，甚至"越是名牌大学出来的越不要"的新闻时有耳闻。中国青年报报道2000年本科专科共毕业1，062，367人，就业率是64％，也就是说，这一年有38万2千名，相当于八九个军的"天之骄子"，在历尽了十五、六年寒窗辛苦之后的莘莘学子，不知耗费了多少国家和家长的投入，居然不能够在中国如此巨大的市场中找到他们的位置。这是不是教育系统的责任？是不是我们主管教育事务的高官们的责任？根据一些媒体的说法，最近两年在高校大幅度扩招之后，有大约5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以至于汉语中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叫"校漂族"，指的是毕业即失业的这批学生漂流在学校附近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今年的说法是希望就业率能达到`70%，我认为这过于乐观了。但即便如此，那失业的30%是不是我们教育体制的责任？每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国家和家长的总支出一共是多少？就算是一辆汽车的钱吧，你每生产100辆汽车中有30辆卖不出去，你这个厂有没有毛病？ 最近有一位叫王文良的北大高材生，走上社会以后"六起五落"，终于获得职业上的成功，于是把他的奋斗经历写成自传，书名就叫《北大毕业等于零》。 也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个案而己，但我本人就有一位朋友，从小跟父母下放到乡下，18岁以前一天学校门都没有进过。恢复高考后才请来家教，恶补之后，进大学，赴美国，读完博士，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由此例看，整个中小学教育期间没有上学对她后来能成为教授没什么关系。还有最近不幸辞世的一位朋友，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奖的一流人才，他主要的学术功底却是在文革十年的牢狱生活中拜囚友为师而自学出来的。所以我认为王文良所说的"等于零"绝非是孤立的个案，应该引起所有的教育界人士的深思。 综上所述，中国官办教育自1952年引进苏联体制后走到今天，其成果尽管每年都是捷报频传、凯歌高奏，但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比一比的具体数据，则实在是乏善可陈，值得深深反省。失败之处简而言之，就是高成本、低效率，五十五年成果平平，毕业生质量严重脱离市场需求。而我们现在从事民办教育的各位同仁，能不能通过努力，让我们将来的毕业生回顾自己的教育经历时，不再说"某某学校毕业等于零"？陕西某民办高校已经做到了连续五年就业率百分之百。这就是民办高校有可能胜过官办高校的令人鼓舞的证据。 (5)民办教育体制：重蹈覆辙还是勇于创新
综上所述，官办高校体制存在高成本和低效率的现象，已经是有识之士的一个基本共识。那么，新兴的民办高校是不是还要继续去拷贝、攀比和所谓的赶超实际上是失败的现行做法？民办高校和官办高校一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优势究竟在哪里？首先，资金肯定没法比。曾经有一位著名高校的校长请我吃饭，我向他鼓吹了企业化办学的种种好处之后，他哈哈一笑说，"江总书记刚刚给了我14个亿，我没那个必要搞企业化办学吧。"事实上，官办教育体制对国家资源的不计成本的吸纳，是民办教育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更谈不上"平等" 一说。官办体制下，土地是无成本的，校舍是国家投资的，设备费、科研费、教职员工人头费、生均培养费等等，统统都是国家无偿拨给的(当然最终是老百姓纳的税那里拨来的)。而民办教育这些统统都要自己想办法。 有一位民办教育的领头人明确对我说，要立志办出一个中国的哈佛和斯坦福。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象哈佛和斯坦福、清华和北大这一类名校能有今天，不但是得益于长期的巨额投入（如斯坦福是300亿美金），而且还经过了长时期的历史文化积淀。所以，资金、历史都不要去比。 杨福家先生说，大学之所以大，不是因为有大楼，而是因为有大师，不但是因为有大师，而且还要有大爱。民办院校和传统院校可以比名师吗？有人说，我只要弄到资金，高薪聘请不就得了。于是有了山东某民办高校花100万年薪聘请某位哈佛博士的故事，成为了新闻炒作的热点。实际上，发达国家包括香港，教学人员的普通年薪范围都在5-20万美金之间。 你那个100万人民币也就是12万美金，请的只是普通教授而已，决不是什么名师。我的一位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副教授的朋友年薪就是15万美金。所以民办高校咬紧牙关，用100万人民币年薪请来一尊神仙，能不能显灵扭转乾坤呢？我认为这不是办法。有一位民办学院的院长在一次大会上说："民办高校里一流的老师聘不到，我们知道，各高校里的一流的教授是严格限制到外面讲学的，现在很多学校能够拉拢或者能够聘请的老师不是一流的，他们本身在知识创新上，知识的吸纳上，最关键的是，在知识贴近市场上， 是有缺陷的。以我们这样缺陷的老师，以二流老师、三流老师，来发展你自己的团队，你永远也突破不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差异化地来提升我们的资源，真正构筑我们的师资与课程质量？" 有的民办院校领头人还掉进了比在校生数量、比校舍、比图书馆等照搬官办模式的误区。当年孔子办教育有校舍吗？孔子的在校生有几个？孔子的图书馆算是"学富五车"，五车竹简折算成今天的书籍形式，也就是一个小拉杆箱就装完了。比拥有的房地产？我下面要介绍的美国最大的私立成人学历教育机构拥有20多万在校生、学费收入每年13亿美元，每年为财富500强公司输送大量高质量的毕业生，其自身拥有的建筑面积为零。 还有人认为一流就是专业数量多、科研力量大、占地面积广。杨福家教授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曾多次排在世界大学前三名，但普林斯顿不过6000多学生，加州理工更少，才2100多名学生，它不把自己叫大学，叫学院。但它的航空航天和遗传科学、物理学都是世界领先。香港科技大学也不是综合性大学，办学历史不长，但它用了10年左右就进入世界300强之内。反过来看我国的大学，许多大学管理学院的历史已不止10年，大楼也不少，却没做出小学院能够做出的成就，又怎么能说一流的一定是大的呢？" 所以，家底没法和官办比，名气没法和官办比，钱包也没法和官办比，就只剩下一个可以打主意超越的方面了，那就是比体制、比创新能力。传统院校的体制沉疴难治、积重难返，而民办院校身轻体盈、灵活机动，正好可以抢占传统院校忽视的市场，做传统院校做不到的新生事物。于是这就回到了前面所说的在营利模式上进行创新的主题。 最近媒体把民办高校评出了十强、二十强。诸位同仁能够跻身其中自然是欢欣鼓舞，但是也容易头脑发热，重犯大量中国企业在刚刚进入发展期时的通病：盲目多元化、急躁想做大，孰不知要作大必须先作强、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作强必须首先在市场细分中找准自己的定位。还没做强就作大的结局，大家看看秦池酒、牟其中、托普软件和德隆就知道了。我认为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头脑冷静，细心找出我们与海外受到资本市场强力支持的优秀私立学校之间的差距。这里说一个小插曲，昨天我们坐在去兵马俑的公交旅游车上，不免对西安的市容状况有一些品头论足。坐在前面的一个小女孩是某高校大一学生，听得有些刺激，就对我们说，她刚来到西安一年，觉的西安真是太好了，我们这样批评西安，她感情上没法接受。我们就向她请教西安好在哪里，她想了一阵，说一个是西安人好，待人诚恳，还有一个是生活贴近自然。我们又问，这样的优点是跟哪里相比而得出的，她说是和她的家乡河北承德相比得出的。我们就告诉她说，其实她对西安的表扬和我们对西安的批评是没有矛盾的，因为我们的观点的参照系是不同的。她的观点是用西安和承德相比得出的，而我们的观点则是用西安同我们所游历过的十几个国家的六七十个城市相比而得出的。谈到后来，小女孩豁然开朗，连连说要请我们吃饭。所以，民办高校中的佼佼者要更上层楼，究竟应该去和谁作比照？究竟应该在哪些方面比出自己的优势？与传统官办教育模式去攀比从而继承那些已经失败了的东西是天大的悲剧。 (6)阿波罗集团企业化办学体制的成功
前面说到，穷国在新经济时代办大教育，教育需求的剧增与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加入WTO后一个最突出的经济发展特征，就是市场化程度更高、更规范，规则更接近国际社会。同时，也迫使我们发展教育必须更紧贴市场。在这一方面，发达国家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前面提到的美国阿波罗教育集团是一个把教育作为企业去经营的上市公司，其属下的凤凰大学是全美第一所获特许的营利性大学，同时也是全美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经营状况非常好。它具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企业化办学机制，这在国内是没有的。阿波罗教育集团与国内教育机构很不同。目前国内还没有哪一个教育机构从经营模式、办学办法、组织结构等方面与阿波罗相类似。阿波罗在美国名气很响，但是，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不在它的市场覆盖范围内，所以中国学生并不知道这是美国最大的私立学校，而学校培养的又是务实的、"让马桶不漏"的人而不是"卫星上天"的人，所以，在中国国内除了教育研究机构之外都不大知道有这么一个教育集团。而且阿波罗只有三十年历史，不是百年老校。 下面简单介绍阿波罗教育集团的情况，全称为APOLLO GROUP，INC。从1973年开始创办，以八个学生、一间租来的教室、一块小黑板和一部电话起家，1976年获得学位认证，成长迅猛，2003年的营业额是13亿美元，1994年成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集团共有四所大专院校，二个公司，最大的高校是凤凰大学，是阿波罗集团的旗舰学校。它是美国第一所拥有为在职成人提供深造的营利性大学，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提供针对在职成人的学位教育及职业培训。第二块是专业发展学院，管理一批为职业成人提供专业训练的私立小型、中型的特许学院。第三块是美国最大的金融策划教育机构"金融策划学院"，第四是运作模式相对传统的"西部国际大学"。这四所大学加在一起，连上凤凰大学网上远程教育的学历在校生，2003年是20万人。 阿波罗教育集团提供的在职成人教育包括学历类与非学历类。学历类从准学士（相当于中国的大专）到本科学士、硕士、博士都有，另外还有很多6个月学制的培训专业证书，主要根据市场中各行业的需要而设。凤凰大学的学生年龄分布从24岁至50岁，而传统高等院校的学生年龄层集中在19－30岁。在美国，念完高中没有上大学或只读了二年社区学院就出来工作的人非常多，所以凤凰大学生源充足。除了教学对象迥异于传统教育之外，课程设置也极具特色。专业设置非常集中，62％的专业设置是商科的本科教育，22％的专业属商科硕士教育，课程紧跟市场需求，因此既不讲莎士比亚，也不讲理论物理。 在美国，传统的私立或公立大学每招收一名学生，纳税人要支出8000美元左右。这种支出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可能以政府拨款的方式，或是减免税的方式，也可能是各种捐赠，低息贷款等等。只有在凤凰大学，这笔支出全部免掉了。不仅如此，每招收一名学生，还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税收（100－200美元不等）。阿波罗为什么能够在教育行业中创造出"造血机制"，把本来是纯投入的教育办成有所营利同时又保证了质量？它有以下一些明显的特点： 学校不设专职老师，授课教师全部兼职，他们都有博士或硕士学位，而且必须是他教授课程的行业专家再经过教学法培训。即白天是市场部经理，晚上才能讲授市场营销。老师还需要把本行业白天非常现实的经验融入到教学中，让学生学有所用。目前学校由几千名这样的行业专家执教。 同时，学校拥有一支一两百人的优秀的专职教师队伍。但他们不授课，只负责跟踪市场，专门开发高质量、能保证市场需要的课程的标准化的大纲及详细教案。可以这样理解，凤凰大学总部就像一个大型制造公司的核心设计部，设计出核心产品，再由几千个加工分销商加工、分销出去。大学本部保证核心大纲和教案的质量，授课老师则在从大纲和教案到学生这个过程中融入每天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实际工作经验，因此学生得到了在传统体制院校中很难得到的、"明天上班就能用"的实用知识与技能，而这一点正是凤凰大学得以迅猛成长的核心竞争力。 另一个特点是质量中心控制下的多点教学模式。它在美国的三十几个州内有192个办学点，可以比喻成为教育产业中的麦当劳，真正的优势在于30多年来开发成熟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前面提到，它这么大的规模，居然全部使用的是租赁场地，所以没有庞大的固定资产负担，这和我们某些领导人的"大学就是要楼大地大"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从教学质量来看，由于凤凰大学是美国第一个营利性运作的私立大学，所以它受到了传统势力的巨大阻碍，方方面面的监管很多，这种环境迫使它建立起一套非常严谨的质量管理系统，对老师教学水平实行有效的质量控制。还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成年人学习效果评估系统，可以保证学生在出去后与入学前相比有明显的方方面面的提高； 由于目标市场是在职成人，所以随时有人在入学，随时有人毕业，全年可以入学，没有传统的学期制，课程内容的变化及更新也在紧跟市场变化不断地进行，有时几个月就换一次版。在招生，就业方面完全是企业性运作，完全不是传统的学校模式，在一个追求效率为中心的企业机制下运行，办学效率较高，成本控制较好。 这些特点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机制。这种办学模式被称为凤凰大学模式。在阿波罗学习过的学生会有更好的就业前景，在美国企业界已是共识。阿波罗在美国本土的模式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是它不断用培养出来的对企业有用之才的事实，堵住了反对者的嘴，赢得了市场的支持。 (7)稳泰"新中国人"素质培训系列课程
阿波罗经验可以为我们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营利模式提供良好的借鉴。与此同时，一个好的营利模式中，清晰的核心竞争力是不可缺少的。这里我再简单地提一下我们稳泰公司为国内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就业前培训实施的学校开发的一套素质培训课程。如果民办院校与海外资本能够对接成功，把这套课程组合到所有专业的就业前培训中，有可能大幅度提升我们走上社会的毕业生的素质质量。 这套课程是由一批关心中国教育事业的美籍华人和国内教育界的同仁共同开发的，一共五大素质方向，分为企业版和学校版两套，目前已经完成了总工作量的40％左右，其中部份企业版课程已经在销售，学校版课程也在筹备试用。 这套课程取名为"新中国人"素质培训，起因是关于英文词"中国人"当年的造词，据有的学者考证是带有西方人看不起东方人的贬意隐含在其中。"Chinese""Japanese""Burmese""Vietnamese"等被归为"-ese"结尾命名的落后民族，以区别于"American""Canadian""Australian""European"等以"-an"结尾命名的先进民族。这个历史旧账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我们在此借用这个缘由提出"新中国人"(Chinian)的概念，核心内涵是通过一套课程弘扬一套新的价值理念，培养出现代人的素质，区别于和摈弃以往落后状态下，文化上的"东亚病夫"式的"旧中国人"。这个思想及实施的课程方案浓缩在下面这份表格中，供大家参考。
我在前面讨论到，民办教育的定位应该是以"就业准备"功能为中心，以企业化运作机制为生命线，以毕业生受到社会欢迎为质量指标。如果大家认同这一观点，就可以考虑一下，上表中的五门课程是不是可以组合到各专业的就业前基础技能课程体系中，从而提高毕业生的出炉质量，提升民办院校的核心竞争力？ (8)民办院校和资本市场合作的三赢模式
回顾一下，以上同大家沟通了七个主要观点：(1)资本市场需要民办教育找出清晰的营利模式；(2)教育市场中三大传统功能"三分天下"，民办教育应该侧重于就业准备功能并采用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3)市场需求呼唤现行教育制度与运作体制的改革创新；(4)目前官办教育体制的失败之处是成果平、成本高、效率低、质量差；(5)民办教育在发展模式上、运行机制上、质量标准上要以官办教育的失误为前车之鉴，千万不能盲目攀比，而要另辟蹊径、体制创新；(6)美国阿波罗集团企业化办学的成功经验可供参考；(7)稳泰公司"新中国人"素质培训系列课程可供参考；这里第(8)个观点，也是对下一步合作工作如何展开的建议，就是要通过大量的沟通与研讨，结合民办院校的特定点和资本市场的要求，找出让学校、投资方和学生三方均赢的合作模式。 以前面介绍的阿波罗模式为例，就是一个典型的真正的三赢模式的案例。首先校方赢了，在财富500强公司中拥有一流的口碑，是上市公司，从规模上、市场价值上成为了成人在职教育行业的真正的航空母舰。其次是投资方赢了，从94年股票上市到2003年十年间，股票价值增长了127倍，其中2000年分拆出的第二支股票也从当时的14元涨到现在的89元。第三方赢的是学生，他们能够不离开工作岗位而方便地得到学历教育，获得了与就业市场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在职场上受到欢迎。其实这个案例中还有第四方也赢了，就是美国政府，2003年获得阿波罗交纳的税收1亿5千6百万美元。阿波罗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满足教育的就业功能的"造血机制" ，打破了有史以来教育只能用输血的方式去举办的千年传统。这么好的经验，我们前一任教育部长也亲自去阿波罗总部参观过了，这时侯怎么就不"拿来主义"了呢？ 本项目合作成功的三大支柱，是我们要进行的三项工作: 一是现有的资产评估和合资结构确立；二是清晰的市场定位与发展预测；三是今后的运作模式与营利模式的确定。在这三个合作工作点上，我们必须要通过精诚的沟通，建立起完全的共识。这三大共识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其中第一点是技术性和谈判性，第二点是信息情报性的，第三点是发展战略性的。最重要的是第三点。所以，我们即将展开的合作工作重点中的重点就是要在中国这块巨大的教育市场上，找出一个适合我们自身特点的、让受教育者取得有效的就业能力的、让资本市场充分满意的从而获得支持的三赢的运行模式。而这一工作的起点就是我们这次项目融资协议达成以后的战略发展计划，具体特征可能就是以就业准备为核心，实行成本管理，引入企业机制，实现制度创新。 (全文完)
本文作者胡继旋，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组织管理学博士，现任美国WINTOP Consulting Group(华盛顿)执行董事，稳泰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裁、首席培训师。曾任美国阿波罗教育集团阿波罗国际公司中国区营运总裁，美国华盛顿三普资产管理公司(Globallink)副总裁，美国纽约海创投资公司(CASBV)投资合伙人，加州州立大学蒙特利分校助理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企业及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助研、助教，美国劳工部移民政策研究处助理，赴美国前曾任云南省科委计算中心系统工程师、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教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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