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继旋: 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文版序

关于乔治索罗斯的中文书籍比比皆是，报刊上有关他的文章也曾经连篇累牍。各种褒贬不一的道听途说充斥亚洲各国的大街小巷，难免充满人云亦云的以讹传讹。有人把索罗斯吹成能左右市场的神，有人把他妖魔化。两个极端都太过份夸张。《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中文版问世有助于消除种种关于作者的神话、误解与偏见，让读者了解到作者本人的真实思想。

索罗斯具有双重社会角色。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责任心的公民，他努力把财富用于公益事业。作为华尔街的职业金融家，他必须象一个优秀运动员一样按本行业的游戏规则取竭力争夺金牌。即使他已经认识到规则有毛病，他还是只能全力以赴。用他自己的话说：“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我总是尽量提高我的利润。但作为一名公民，我关注的是社会价值：和平、正义、和自由等等。我无法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发挥这些价值观。现在让我们假定管理金融市场的规定应该改变，但我不能单方面改变这些规定。假如我只把改变加诸我自己身上，而不加诸别人，我在市场的表现就会受到影响，但对市场则全无影响，原因是单单一名市场参与者是无法影响市场结果的。”至于金融体系的游戏规则本身，索罗斯认为的确需要改变。他近年来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阐明他有关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不稳定的观点。本书实际上是他有关观点的总结，值得各国经济决策人物们的高度重视。

本书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作者从反身性原理出发，批评传统经济学与现实脱节的错误，指出国际金融体系的先天不稳定性，同时呼吁人类社会重新找回正在被金钱万能的思潮所淹没的种种用钱不能衡量的价值。本书呼吁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和寻找全球性价值体系，并把开放社会的理念作为新价值的出发点。开放社会的理念则是建立于这样的基点上，即任何人都只可能根据不完善的知识而行动，世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拥有终极的真理，因此人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开放社会理念提倡一种不断承任与改正错误、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社会结构。

索罗斯集他在金融业几十年的经验及自己的哲学、经济学思考，对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自由放任式的市场万能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以思想帝国主义的姿态侵犯人类其他价值领域，包括道德价值、家庭伦理、美学与思想成就等等，并且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引起混乱。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类现象已导致了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危机，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没落。

近年来，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产生的对其体制的自我批判和改革意图，至少还有三个学派与索罗斯的观点相呼应，一是以华伦斯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批判，二是以埃兹奥尼为领导的社会经济学学派，三是以米都斯为代表的可持续性增长学派，即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之后的后 续工作。在我们竭尽全力改革中国，寻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道之 际，仔细研究资本主义阵容中的改革声音，显然是不无益处的。

我同索罗斯结识并成为学术朋友，始于他1987 年出版的“金融炼丹术 ” 一书。我同其他学术界同行感到吃惊的是，一个在华尔街发财的老板居然从自己的实践中独立总结出了我们的事理学（Cybernetics， 旧译控制论）学 科中的非常前沿的重要观点，而且他居然懂得哥德尔定理！用他自己的幽默说法，他在自己作出了理论发现时“像是巴甫洛夫的猎狗一样”口水直流，而我们则高兴事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及的金融领域。“金融炼丹术”一书的部分章节由已故的挚友何维凌先生主笔，辅以各位学术朋友的讨论，译成中文发表在“知识份子”杂志上。其中的核心理论“反身性原理”，与事理学中的循环因果原理同出一辙。

本书的第一到第四章中，索罗斯对反身性原理做了比“金融炼丹术”一书中更为详尽的阐述，并把事物的反身性、人类认识的可错性及开放社会的理念三者编织为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前一个概念是他自己从金融市场的运作中总结而来，后两个概念则出自卡尔波普尔的哲学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反身性原理（循环因果原理）只是事理学中诸多重要原理之一。在事理学文献中，读者还可以找到更为精彩的论述。例如，循环因果现象在事理学中称为本征环，有的循环是收敛的，因此可以有一个可观察的本征态，有的循环是发散的，会给系统带来紊乱。反馈现象一共有四大类，有正负之分、前馈反馈之分等等，在金融市场上均可有相应的例子。而包含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则是由二阶事理学处理。另一方面，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后来更由于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马图拉那等人的工作而发展到了全新的水平。科学的本质，人类认知系统的特性，“真理”、“现实”的真正含义等等，学术界都已有更深刻的认识，分散于神经生理学、认知心理学和事理学诸学科中。这些新的理论进展，索罗斯尚无机会吸收并 加以应用，实是一件遗憾。但读者仍然可以从本书中看到索罗斯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

本书除了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之外也提出了寻求新的价值观的议题。其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已经失效，至少在东欧与前苏联确是如此。我在同索罗斯的私人通信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验结果究竟如何，尚还不能有最后的结论。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拥有几千年未间断的历史文化，她的传统文化所对应的价值体系在目前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改革努力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应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关于价值观的起源及其在社会中的演化问题也一直是事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政府、学校、社团、舆论，甚至于好莱坞与迪斯尼，都是社会价值体系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其中也包括索罗斯自己的基金会网络。新的价值体系的创造一定是一个各方各面参与的过程。一两本书的作用既不会太大但也不容忽略。

关于索罗斯与中国的关系，风行的说法是，索罗斯是“国际炒家”集团 的首领，一手造成了东南亚经济的崩溃，甚至是西方阴谋打击亚洲的工具。仿佛世界上只要没有索罗斯，东南亚经济便会重新欣欣向荣。这种说法，不但缺少真实的依据，也反映出对现行国际金融体制的无知。事实上，所谓“炒家”是包括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避险基金 (Hedge Fund)，而索罗斯只 是上千家避险基金中较大的一家而已。各家避险基金之间存在剧烈的竞争关系，各自秘密运作，不可能在某人的领导下共同行动，有组织地同某个政府的金融当局作对。

还有的说法是，某人密谋组织若干家大银行同时对某市场发起攻击。这 种事若属实，则这些银行将立即失去商业信誉而声名狼藉。其实这些所有的“炒家”，除了各自在市场上谋利的行为外不可能有集体组织行为。如果在其行为上出现了默契，也只会是各家对市场形势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而已。但是，某些不负责任的东南亚媒体，“不求真实，只图煽情，”“败坏了新闻专业操守，也扭曲了新闻真相”。（亚洲周刊对香港某些报纸的批评）索罗斯被描绘成一个欲置亚洲经济于死地的十恶不赦的恶魔，也成了本土经济业绩不佳的替罪羊。

其实，关于“炒家”在亚洲各国金融危机中作用实际上并不太大这一结 论，已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及泰国的 Nubukul委员会报告所阐明。 在 这个问题上，冷战思维和阶级斗争观念是于事无补的。有批判思考能力的读者会问，如果索罗斯是代表西方与亚洲作对，为何会在1992年与英国金融当局对赌英镑，一夜之间赢了英国 9.6 亿美元。 即使真是能搞垮亚洲，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如果索罗斯是要与全世界作对，为何还会苦心经营一个庞大的慈善基金会网络，每年开支三、四亿美元在各种公益事业上？

在我与索罗斯十多年的交往中，越是了解他的思想与行为，越是对他产 生一种严肃的尊重。这不是因为他具有所谓能“推动市场”的魔术能力，而是因为这个人在他自己追求的理想和他自己的行为之间有高度的一致性。君子行所言，言所行。他相信开放社会的理念，便不余余力为之奔走。在自己身体力行援助东欧与前苏联的同时，他尖锐指出，西方“所有有关自由民主的高谈阔论原来只是一种宣传。”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络资助的各项公益事业对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的程度也许要由后人才能给以确切的评估。

索罗斯一直关心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他理解中国 人民的改革愿望及在改革道路上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因为他自己也曾在匈牙利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过。1988年，他为中国捐赠了一百万美元，成立了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这个基金会停止了运转。但直到今天，他仍然关心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常常在我们的讨论中提出独到的见解。

从个人角度看，索罗斯是一位极其精明，观点犀利的老人。他决不只是 一个华尔街上的普通金融“炒家”。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关怀人类进步的实践哲学家。作为前者，他在金融市场上丰富的经验可以对我国的金融体制的健全完善提供有益的意见。作为后者，他对目前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及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金融规则的建议显然使他成为中国的朋友。希望这本书继“Soros on Soros”的中文版之后，再对国内的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学 习的机会，更希望本书能对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发挥有益的影响。

-------------
附：索罗斯致中国读者的信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得以在中国出版－如果退回20年前这大概是不太可 能的事。中国有句老话说“兼听则明”。我知道世上有很多关于我的不实之传言。这本书旨在同读者沟通我的想法、我的作为和我的希望。

我们当前的金融市场在规则上和体制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面临着 严重的（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因而不可维持性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人们对市场的盲信及参与者的偏见行为所导致。有关开放社会的概念以及批判性思维的精神能够帮助我们理清目前的混乱，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我尊重与关心中国人民在改革过程中的努力，并祝愿你们成功地找到你 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有些年青人容易在缺乏思考与实践的情况下轻信各式各样的主义。我希望这本书中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病的分析对你们发展一个更好的和不断进步的社会有所用处。这个版本的译文经过我的好友胡继旋博士的校正，会比市面上的盗版更为准确。我在此感谢继旋为增进我对中国的理解所作的所有一切努力。

顺致最良好的祝愿。

乔治.索罗斯
1999年3月